“您当时在事故现场吗？您是幸存者、救援人员、目击者、还是遇难者家属？”
“都不是。我只是很难受。”
在每一场大型事故发生之后，漫长的失落感都会在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距离香港宏福苑大火已经过去了近三周时间，香港内外，集体层面的哀悼期才刚刚开始。人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哀悼反应，包括情绪、行为方式乃至身体感知的变化。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失去陌生人而如此痛苦？
这种失落感曾同样出现在三年前的韩国内外，且时隔三年仍然没有完全平复。
2022年10月29日，万圣节前夜，韩国首尔龙山区的梨泰院商圈发生严重踩踏事故，造成百余人死亡，那次也是韩国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踩踏事故。
三年间，仍然有很多人持续处于那次事故的余波中。1990年出生的金初珑就是其中一位，那年她曾亲历那场事故，但在现场时并未察觉，后来和许多人一样从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才真正遭遇了那场事故。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断断续续接受治疗和心理咨询，写日记做心理复健，也在持续讲述那场灾难呼吁韩国社会正视灾难的真正原因。她记录下了整个历程，并以《我是幸存者吗？》为名出版。近日，该书中文版也与中国读者见面。
时隔三年，我们以邮件形式采访到了金初珑。与她聊了聊这三年的心路历程，以及那次事故之后韩国社会内部的反思情况。回复中，金初珑提到她近日也在持续关注香港发生的这起大规模惨案，经历梨泰院踩踏后，她不再觉得这些灾难与自己无关，因为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幸存者”。
她也在采访中分享了自己如何在灾难后进行心理重建，这或许对刚刚走过香港大火的我们而言会有帮助。金初珑反复提到，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对受害者而言，国家对惨案的态度至关重要，而最终让我们真正走出来的，是与“陌生世界”的那份联结感。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翻译 | 志蓟
“我和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
新京报：距离2022年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已经过去了三年左右。你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这段艰难的心理重建的过程。在采访开始前，可否分享一下你的近况，你最近感觉如何？
金初珑：和惨案发生之后情绪经常剧烈波动的两年相比，近六个月我一直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尤其在韩国政治局势变动后，韩国政府对待这场惨案的态度和之前大不一样了。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对受害者而言，国家对惨案的态度都至关重要。
惨案发生后，总统亲自致歉，明确指出惨案的根源是政府监管失职，出台了“惨案受害者认定申请”制度。最近，我也凭借国家认证的证明书，得到了正式的惨案受害者身份认定。除此之外，国家积极、包容的态度，也成了抚慰我内心创伤的契机。这些都发生在近六个月，我之所以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稳，是因为我终于能感觉到，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安全的。
一旦感到安全，人的基本欲望自然而然就被唤醒了。之前自己的各种欲望好像都处于沉睡状态，但现在我能睡好，能吃好，也对“我的日常生活本身”更上心了。我好像开始希望变得幸福，正走在追寻幸福的路上。或许正因如此，我对日常小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最近还培养了料理家事、布置房间、室内装潢这类爱好。据说韩语里的“살림”（家事）一词，源自“사람을살리다”这个意思。从对家事上心这件事来看，我现在大概是想积极地救活自己了。
《我是幸存者吗？》
作者：[韩]金初珑
译者：余思祺
版本：野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0月
新京报：你曾在书中提到，灾难发生后很长时间里，一直会为怎样度过周末而苦恼。似乎一闲下来，还是会陷入那种情绪。这点最近好些了吗？
金初珑：尽管正处于追寻幸福、状态稳定的阶段，但还是会纠结周末要做什么。太久没好好享受过周末，也习惯了独自待在家里，所以如何安排周末仍是个烦恼。不过最近我差不多能做到决心“认真感受四季的变化，享受每一天”，以此来减轻这个烦恼。
韩国现在还是秋天，处处都是养眼的红叶。上次去赏红叶已经是三年前，今年想着就算不去什么远地方，也一定要周末出门看看红叶。冬天快到了，我还制定了短期计划，准备在哪个周末一定要出去看一场鹅毛大雪，也正在查找圣诞期间哪里有好看的节日装饰和灯光秀，周末好去逛逛。我在认真琢磨各种能安抚自己的具体办法，也在努力运用这些方法。
新京报：从你的书中可以读到，你对“幸存者”这个身份的理解其实是不断变化的。从最初怀疑自己是不是“幸存者”，到和咨询师聊天中重新定义“幸存者”，再到后来接触到很多记者后发现尽管他们未曾在灾难现场，但实际上同样是那次事故的“幸存者”。这个过程背后是否也意味着你对那次事故的理解也在变化？所谓“幸存者”，是一种更广泛的集体共有的处境吗？
金初珑：是的，我认为幸存者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幸存者”，而是指地球上所有的人。只不过是自己运气好，没有遭遇过罢了。在万事万物都同步链接着的全球化时代，韩国的这起惨案，其实也和遥远他国的人息息相关——我可能只是运气好，没去韩国旅行，或是即便去了韩国也没去梨泰院而已——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可能遭遇惨案，我们永远都是“幸存者”，这是结合地球上所有的惨案得出的概念。
现在我再也不会觉得，遥远他国发生的惨案和自己毫无关系了。在我修改本文的过程中，香港发生大规模的惨案，我心里很难过。我会把香港的这起事故当成自己的事来关注，通过新闻，在注视这起事件的每一个瞬间，都再一次，再一次地体悟着——我和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
梨泰院与万圣节：
所有的庆祝都是为了撑下去
新京报：回到三年前的那场事故。很多中国读者并不了解首尔的具体情况，当年大多只是从新闻的数据中得知那次事故的惨烈。可否以一个当地人的视角给中国的读者们描述一下你生活中接触到的梨泰院。
金初珑：梨泰院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可以说处在首尔的核心区域。从首尔市的其他区域出发，30分钟内基本都能抵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梨泰院堪称“首尔中的外国”，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此扎根，这里能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因为居住着大量外国人，这里也汇集了全球各地的美食。在首尔觉得烦闷时，不用坐飞机，只需坐30分钟地铁到梨泰院，就能体验到出国旅行般的感觉，很适合到这里暂时逃离日常的轨道，换换心情。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各类演出与艺术文化的聚集地，爵士乐酒吧，变装皇后表演，乐队、嘻哈、舞蹈表演等应有尽有，可看的内容十分丰富更是一大优势。正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与异质的元素在此交融，这里才形成了包容和认可一切多样性的独特自由氛围。
我二十多岁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感到学业竞争疲惫、日常枯燥压抑时，跑到梨泰院来散心度过的。比起在学校里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在梨泰院的见闻、多样性带来的感触，以及有关这个世界的理解与沟通，才是我学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梨泰院踩踏事故发生地，图/IC photo
新京报：为什么韩国的年轻一代热衷于在那里庆祝万圣节？
金初珑：在我看来，韩国除了生日和圣诞节，几乎没有能让大家痛痛快快玩乐庆祝的节日或文化。明明能让人痛快放松一下的契机越多越好，可大家平时都没这个机会，所以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期待万圣节。虽然有些人会指责“这又不是韩国本土文化，非要凑热闹才出了事”，但按照这个逻辑，全世界都有人在过的圣诞节也该取消才对。
人都想开开心心地生活，要是遇到好玩的，不管是什么，每天，每周都会惦记，会想玩的。于是万圣节成了年轻人新的放松方式和文化，这都是大家为了撑下去，为了拥有幸福的人生而做出的努力。
对于韩国的老一辈来说，万圣节也是陌生的文化，圣诞节可能已经是他们认知中的全部了，而随着时代变迁，年轻一代也开始庆祝万圣节。其实惨案发生后，韩国媒体也这样形容过万圣节：“虽然老一辈觉得不合适，但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万圣节就相当于老一辈的圣诞节。”由此也能看出娱乐文化之中存在的代际差异。
新京报：你提到了娱乐文化的代际差异。在你看来，万圣节对韩国千禧一代年轻人有哪些特殊的意味？
金初珑：我想，也许它的意义就是“自由”本身。在非常固化和刻板的韩国社会，人们不习惯闲聊，不习惯和陌生人打招呼，不习惯假装熟络。但是，在换上万圣节服装、化好妆的那个瞬间，另一个自我就诞生了，踏上梨泰院这条自由之街参与庆典时，我也会不自觉地变成关系指向型的人——和擦肩而过的人热情地问好、互相拍照、跳舞、碰杯，这一切解放了好像被绳子紧紧捆住的我，是非常特别的体验。
新京报：前不久今年的万圣节刚刚过去，今年你再次到梨泰院了吗？那里相较于三年前有没有什么变化？
金初珑：不只是今年，我仍然经常去梨泰院。自从惨案发生后，我就一直主张“梨泰院和万圣节没有错”，即便过程艰难，也坚持着“去梨泰院的训练”。现在已经能像从前一样常去那里了，今年大约也去了十次以上。
梨泰院的商圈和三年前比变化很大，空置的店铺很多，能明显感觉到经济十分萧条。虽然比惨案刚发生后的两年好了不少，但和惨案前的情况比，已经到了凄惨的程度了。往年万圣节期间，这一带的游人会多到让交通直接瘫痪，而今年则相对冷清。远超往常的警力部署在万圣节活动现场中央维持秩序，也正因为警方人员的直接介入，万圣节活动整体也显得更为平和。
新京报：今年你是如何度过那一天的？
金初珑：今年，我和出版《我是幸存者吗？》的出版社合作，在梨泰院的一家书店举办了名为“梨泰院惨案三周年祭”的活动，以“万圣节派对+图书分享会”的形式，度过了“那一天”。
今年是梨泰院惨案发生的第三年，没人要求我，我就像自发地守了三年丧。这三年里，我几乎不化妆，很少出门，也不怎么见人。居丧三年后，自然而然地觉得是时候下山了。
回想过去三年，我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直面着痛苦，我也真心实意地哀悼过。所以我策划了这场图书分享会兼万圣节派对，核心主旨就是“三年过去，我想从哀伤的山中走出来，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地迎接我的‘下山’”。
为了庆祝我的下山，脱口秀演员兼作家的금개老师作为嘉宾来到现场表演，带给我很多欢笑；也有小朋友特意换上全套的万圣节盛装来参加活动，我真的很高兴。那是第一个不用悲伤和眼泪，而是用笑容与真心来哀悼和祈福的瞬间，直接做到了“哀悼的方式有很多种”这句话。
梨泰院踩踏背后：
代际差异与高度竞争正将社会引向仇恨
新京报：下面，我们回到那次事故的核心。正如你所说，不论个人如何努力接受治疗和心理重建，社会的不改变和侮辱性言论都会将这些努力化为乌有。那次事故之后，很多声音指责当天的遇难者是“因为出去玩”才遇险。这些声音一定很长时间里困扰你吧？为什么舆论在关于这类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故上，反而会将矛头对准遇难者？
金初珑：答案很简单，因为怪罪别人是最容易的事。指责遇难者、苛责受害者，是最省事的做法。只要把责任推到个人身上，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不用再去追查事故根源，不用去重构国家体制，也能跳过各种审查与评估。因为都是那些去了事发地的人的错。
事物的本质往往复杂又棘手，所以人们才会选择简单的方式，去厌恶、憎恨某个人，而这正是“仇恨时代”的开端。仇恨虽然简单，却会掩盖真正重要的东西、模糊事件本质，形成恶性循环。哪怕过程痛苦又充满无力感，也一定要好好地回头看，直面它，注视它，为了我们所有人，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新京报：我们之前提到过一点韩国内部娱乐文化的代际差异。这和那次惨案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金初珑：万圣节对韩国老一辈来说是陌生的文化，他们对万圣节的理解往往趋于片面化和扁平化，而且这种理解还建立在相当负面的偏见之上。
韩国曾创造“汉江奇迹”，实现了飞速的经济增长，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如今的老一辈。
在他们的观念里，学习和劳动才是正道，玩乐是禁忌，这种略显强硬、刻板的思维模式，成了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对于将玩乐视为禁忌、轻视自由的老一辈来说，看到年轻人打扮得奇形怪状，所谓的万圣节也像鬼节似的，自然没什么好感。他们的过往成就固然值得肯定，但时代早已变迁，他们却完全不去理解年轻一代在当下世界的通行法则和生存方式，只会固执地用自己过去的标准来评判年轻人，所以才会出现“为什么非要去那种地方”“因为出去玩死掉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人是工作时殉职、有人是为国捐躯，他们都没有声张”这类言论。
如今韩国的文化、内容、影视正风靡全球，这种老旧的思维显然已经不正确了。
在韩国这个文化领域发达国家，庆祝万圣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能坚持不懈地理解代际差异、坚持跨代际沟通，这样的矛盾根本不会发生。
梨泰院踩踏事故发生地，图/IC photo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在书中简单提到过自己的成长环境，形容说“虽然自己得到了满满的爱，但从未有过被理解的记忆”，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感受的？
金初珑：爱一直都围绕着我。家人看我的眼神、被保护的感觉、成长过程中经济和情感上从未缺乏的保障，这些都是满满的爱意。尤其是母亲对我的爱，我从未有过一丝怀疑。但是，她对我的理解程度并不深。
我是个自由奔放、十分在意被尊重的人，所以我渴望的爱是能让我感受到尊重、保障我自由的爱。可我感受到的，却是带着控制与压抑的养育方式。我总想自己掌控主导人生的方向盘，却总被父母挤到副驾。从小到大，我很少能自己做选择，总被灌输“标准答案”。我本就极度反感按部就班，可就像老一辈普遍的教育方式那样，父母不会给孩子太多自主的权利和选择的机会。
不满就这样一点点累积，于是当时的我选择做一个当面答应“好”“是”，转头就按自己的想法做的孩子。久而久之，我总被当成奇怪的孩子，长大后也只能被迫接受“自己是个怪人”的设定，悲伤和抑郁几乎成了我的底色。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小时候感受到的爱，是有人告诉我“你不是怪人”，有人认可我追求自由、在意尊重的特质，或许我就不会迷茫那么久。为了领悟到这个事实，我孤军奋战了很久。我用二十多岁的全部时光去理解自己，研究“我是谁”这个问题，而走过那段路后，现在的我终于能理解了自己，感到了平和。
新京报：你在书中还提到了韩国近些年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
金初珑：激烈的竞争环境，会让人变得轻易就能苛责他人，也会让人习惯攻击别人。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不会把他人当成独立的个体去尊重，反而一心想揪住他人的哪个错处，把人拉下去。
永无止境、毫无余地的竞争，还会助长仇恨情绪。因为缺乏包容和接纳的心态，就算自己错了，也不会轻易道歉。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我几乎没见过他们之中有能真诚认错的。他们似乎觉得，道歉和承认错误，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自尊心造成致命打击。可能这就是在必须赢的社会里养成的坏习惯。竞争让人心里都压着一股火，所以一旦逮到机会，就会肆意发泄，谁只是出现一点小问题，其他人就群起而攻之，最终将这个社会引向了仇恨时代。
如何报道灾难性事故？
在当下，背景远比文本更重要
新京报：这三年间，你观察到韩国国内对这件事的反思有哪些新的进展吗？或者说关于那次事故，韩国国内的舆论走向是否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金初珑：我不敢断言这件事使得整个韩国社会进行了颠覆性的反思，但应该可以说，能看到一些微小却崭新的反思的萌芽。最开始我写关于惨案的文章时，还没成书，是在韩国网络社区的连载，没想到引发了极大反响，被很多人转发分享。如今想来，文章能广泛传播，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打破了人们下意识对惨案的误解和偏见，所以大家愿意和身边的人一起分享探讨，再转发出去。
尤其是我曾说“我不该去那里”，而心理咨询师对我说“不，问题不在于您那天是否该去那里，而在于无论身处何地，大韩民国公民的人身安全都必须得到保障。”这段对话就很有代表性。
惨案发生一周年时，本书在韩国出版，我曾在记者座谈会上说：“明年、后年，不，我这辈子都会再去梨泰院。因为万圣节没有错，梨泰院也没有错。”这句话当时受到了媒体和记者的广泛关注。
可能因为遭遇惨案的人通常都会表示自己不会再踏足事发地或刻意回避，而我的发言彻底颠覆了这种一般思维。我想借此阻止舆论将惨案的责任局限在梨泰院这个地区，或是归咎于万圣节庆典。万幸的是，在媒体的关注下，这番话也算对舆论起到了一点导向作用。我希望能避免针对特定地区的厌恶情绪蔓延，也希望能稍稍扭转那种指责年轻一代娱乐文化的扭曲视角。
新京报：这些年你仍然在坚持发声，做了很多讲述那场灾难的努力，在很多人看来好像选择了“固执地留在2022年底”。然而从更长的时间周期去看，种种事故对于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而言就像海浪，舆论总会被新的事件吸引走注意力。你曾因此在某些时刻感到过疲惫或失落吗？
金初珑：反复提及已经过去的事，尤其是像梨泰院惨案这样的经历，必然会让人感到极度疲惫和失落。但从下定决心要不停讲述惨案真相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是我必须肩负起来的事。比起疲惫和失落，我更迫切地想把这些事讲给更多人，哪怕只多一个人也好。
《梨泰院踩踏事故》纪录片剧照。
新京报：反复讲述本身有时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金初珑：不会。只要能帮到别人，我的热情足够支撑我讲一遍又一遍。不过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大家的提问不该再停留在惨案当天发生了什么这类表层问题，而应该转向更本质、更具反思性的话题。可三年过去了，每年被问到的问题还是和三年前差不多，都很基础和片段化，别说触及本质了，感觉一直在原地打转。
反复诉说本身并不让我觉得累，但面对这种没有改变、停滞不前的世界时，我会因为看不到希望而倍感沉重，会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无意义的事，这种时候，担忧和疲惫才会层层叠加起来。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发声过程中感受到的“媒体的局限性”——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但几乎没遇到能准确传达你本意的媒体。可否举一些例子谈谈这个过程中信息是如何被扭曲的？
金初珑：在这个比起文本（text），背景（context）更加重要的时代，比起字面的意思，上下文的脉络才是关键。我认为只有报道了背景，才能减少信息歪曲；也只有理解了背景，我们才能减少彼此间的误解。
梨泰院惨案刚发生时，韩国媒体都这样报道：“首尔梨泰院某街道发生大规模踩踏事故，事发街道是娱乐场所聚集地。”这句话本身没有虚假成分，事发地确实是娱乐场所集中的区域。
但仅用这一句话来介绍梨泰院，就存在信息歪曲的问题。
要知道，歪曲并非只会在捏造谎言时才会产生，信息未被完整呈现时，歪曲也肯定会出现。我认为，这一句报道出来，就有数以十万计受伤的年轻人躲了起来。梨泰院惨案发生时，现场人数可达十万，可如今站出来表明自己是幸存者的连十人都不到。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想被人指指点点，被扣上“在娱乐场所混”的帽子吧。目前，遇难者家属们正急切地寻找当天在场的人，每一位目击者都弥足珍贵，可却没人敢轻易站出来，就连幸存者采访都很难开展。
信息的歪曲，就是这样毫不起眼地开始，最终不可阻挡地扩散开去。
基于事实的报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往前再“多”迈一步，深挖一层的态度。或许只要再多迈一步，就能更明智地看待事件，找到哪里才是报道必须切中的地方。就像那天的那篇报道，重点不该放在“娱乐场所聚集地”，而应聚焦于“自由与多元的街道”。自由、多元的青年文化庆典，转瞬间就能被贴上“娱乐”“堕落”的标签。我认为，媒体这种报道态度，也是“出去玩结果死了”这类说法的源头。
正因如此，我想再次强调，在当下这个时代，背景远比文本更重要。
注视痛苦，
与“陌生世界”交流
新京报：再聊聊你是如何慢慢从那次惨案中走出来的吧。书中描述的一种反差让人印象深刻。在经历这次事故前，你是非常开朗阳光有韧劲儿的，但那次事故给你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冲击。在咨询师的分析中，似乎很多痛苦实则源于过于强烈的自信。为什么越是内心强大的人，在面对无法承受的重大事件时反而越崩溃？
金初珑：人生本就是苦难的延续，我虽然年纪不算大，但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到目前也是渡过了很多难关。每次遇到困难，为了不就此垮掉，我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微小却有效的解决办法。
可经历了这起惨案后，我所有的办法都彻底失效了，那些苦难，好像在不停地给我发私信，用无数的私信来嘲笑我，我根本摆脱不了。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那大概就是靠着自己摸索的应对苦难的方法，成长为了一个坚强的人。可当苦难无论如何都无法减轻时，我感觉自己过去的所有努力都被全盘否定了，于是只能毫无招架之力地被打败，甚至找不到重新站起来的办法。
梨泰院踩踏事故发生地，图/IC photo
以为自己多少有些了解的苦难，其实是完全陌生的领域——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人会更迷茫、更痛苦、更不知所措。或许这是对自己应对苦难能力的一种傲慢吧。内心越坚强的人，越容易把自信变成自负、过于相信自己，等到这份自负一下子彻底崩塌，带来的震荡必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如今回头看我已经明白，这个过程其实也让我变得更强大、更坚韧了，只是当时我并未察觉。
新京报：你在书中反复提到，帮助自己度过那段艰难时光的核心方法是“尝试注视痛苦”。怎么理解这里的“注视”？以及，你会想对那些正在面临同样困扰的人说些什么？
金初珑：大多数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大概都想摆脱苦难吧。他们会怀念苦难来临前的状态，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才能回到之前那种日子，如果过程不是很顺利，就会陷入深深的煎熬。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没有完全接受痛苦。
我们必须承认，苦难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无法挽回。接下来的人生中，自己也必须与这份苦难一起走下去。我曾因为不愿接受这一点，总想消除痛苦，和自己较劲，这样很煎熬。
所谓注视痛苦，就是决不逃避痛苦。请不要和痛苦对抗，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它吧。必须这样直面痛苦。直到接受这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为止。这样一来，不知不觉间就会承认并接受痛苦，这之后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也就是所谓的和痛苦一起生活的方式。
新京报：在全书的末尾，你提到帮新结识的朋友打扫房间、帮陌生的妈妈带小孩。你从和陌生人的相处中感受到了什么？这背后那种拥抱世界多样性的念头似乎和你喜欢万圣节的缘由是一样的？
金初珑：也许比起“与陌生人交流”，与“陌生世界”交流的说法更合适。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除了自己所处的世界，还有那么多不同维度的世界存在。当我试着走进那些不一样的世界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世界，或许值得我再多活一阵子。”
惨案发生后，重度抑郁、惊恐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曾让我频繁产生自杀的念头，完全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对那时的我来说，就算只多那么一点点价值，让我觉得这世界值得我继续活下去，都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认知并包容世界的多样性，有着非凡的意义。回头想想，我喜欢万圣节，大概也是因为在日复一日、枯燥压抑的竞争社会里，通过万圣节和全新世界建立了联结，获得了幸福感。我们不都在为了过好生活，不断去探索新的事物吗？我们只是想好好活下去。不是漫无目的地活着，而是为了好好生活，去探索、认知、接纳并学习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新京报：的确。你曾在书的结尾处提到真正拯救你的，是那份深切的联结感。经历那次事故后，如今的你会如何理解所谓的“联结”？
金初珑：惨案刚发生时，我看着自己连载文章下的无数评论，哭得一塌糊涂。就在我觉得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掉队时，是互联网将大家联结起来，用留言评论的方式陪在我身边。
我好像亲眼看到了原本无形的联结感，“我不是孤身一人，一定有人理解我”的信念，就是联结感。
但现在，我对联结感的理解又多了一层：我，作为这个世界一分子，正在行动着。我相信自己活着一定有意义，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使这个意义足够充实，这是我作为人这个存在，必须贯彻的使命。我想，现在的我就在践行这个使命——我写了书，这本书还出版到了中国。
在进行这次书面采访的过程中，我也真切感受到，通过书这个媒介，我正和素未谋面的中国读者们建立联结。我想，只要有文字和书籍在，我们的联结就会持续一生，想到这里，我感到无比温暖，也感到深深的慰藉。如果通过这本书，也能把深切的联结感传递给中国读者，那我就别无所求了。
灾难或意外事故后，
我可以为自己做什么？
1.让身体回到当下
“五感法”：环顾四周，然后说出5个你看到的东西、4个你能摸到的东西、3个你能听到的声音、2个你能闻到的气味、1个你能尝到的味道。
2.允许自己停下来
身体和大脑需要时间来应对和恢复。不要强迫自己“坚强”或“快点好起来”。
3.照顾你的身体
喝一点温水，吃一些简单的食物，尝试深呼吸。如果感觉孤独，鼓起勇气向一个你信赖的人求助。
我可以为他人做些什么？
1.靠近并建立联系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温和靠近他人。你可以说：“你好，我是xxx，我在这里陪你，你现在安全吗？（不要直接冲过去拥抱对方）”
2.倾听，不追问细节
你可以说：“我在这里，如果你想说，我随时都在。”
最好不要说：“发生了什么，快告诉我。”“我简直不敢相信。”
3.陪伴，而非催促
不要试图成为任何人的“心理医生”。
只需要提供实际的、具体的支持。比如递一杯水，一张纸或只是静静在旁边。
——《我是幸存者吗？》随书小册子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转发。作者：申璐；编辑：走走；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配资行业四大巨头，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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